經典！曼昆經濟學的十大原理

經典！曼昆經濟學的十大原理

原理一：人們面臨均衡取捨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想得到一種東西都要以放棄另外一種的東西為代價-機會成本

例子：學生時間的分配，大炮與黃油，治理污染，效率與平等，職業運動員選擇放棄學業。

關於作出決策的第一課可以歸納為一句諺語：“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為了得到我們喜愛的一件東西，通常就不得不放棄另一件我們喜愛的東西。作出決策要求我們在一個目標與另一個目標之間有所取捨。

我們考慮一個學生必須決定如何配置她的最寶貴的資源——時間。她可以把所有的時間用於學習經濟學；她可以把所有的時間用於學習心理學；她也可以把時間分配在這兩個學科上。她把某一個小時用於學習一門課時，她就必須放棄本來可以學習另一門課的一小時。而且，對於她用於學習一門課的每一個小時，她都要放棄本來可用於睡眠、騎車、看電視或打工賺點零花錢的時間。

還可以考慮父母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家庭收入。他們可以購買食物。衣服，或全家度假。或者他們也可以為退休或孩子的大學教育儲蓄一部分收入。當他們選擇把額外的一美元用於上述物品中的一種時，他們在某種其他物品上就要少花一美元。

當人們組成社會時，他們面臨各種不同的交替關係。典型的交替關係是“大炮與黃油”之間的交替。我們把更多的錢用於國防以保衛我們的海岸免受外國入侵（大炮）時，我們能用於提高國內生活水準的個人物品的消費（黃油）就少了。在現代社會裡，同樣重要的是清潔的環境和高收入水準之間的交替關係。要求企業減少污染的法律增加了生產物品與勞務的成本。由於成本高，結果這些企業賺的利潤少了，支付的工資低了，收取的價格高了，或者是這三種結果的某種結合。因此，儘管污染管制給予我們的好處是更清潔的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健康水準提高，但其代價是企業所有者、工人和消費者的收入減少。

社會面臨的另一種交替關係是效率與平等之間的交替。效率是指社會能從其稀缺資源中得到最多東西。平等是指這些資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給社會成員。換句話說，效率是指經濟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這塊蛋糕。在設計政府政策的時候，這兩個目標往往是不一致的。

例如，我們來考慮目的在於實現更平等地分配經濟福利的政策。某些這類政策，例如，福利制度或失業保障，是要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另一些政策，例如，個人所得稅，是要求經濟上成功的人士對政府的支持比其他人更多。雖然這些政策對實現更大平等有好處，但它以降低效率為代價。當政府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給窮人時，就減少了對辛勤工作的獎勵；結果，人們工作少了，生產的物品與勞務也少了。換句話說，當政府想要把經濟蛋糕切為更均等的小塊時，這塊蛋糕也就變小。

認識到人們面臨交替關係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人們將會或應該作出什麼決策。一個學生不應該僅僅由於要增加用於學習經濟學的時間而放棄心理學的學習。社會不應該僅僅由於環境控制降低了我們的物質生活水準而不再保護環境。也不應該僅僅由於幫助窮人扭曲了工作激勵而忽視了他們。然而，認識到生活中的交替關係是重要的，因為人們只有瞭解他們可以得到的選擇，才能作出良好的決策。

原理二：一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他而放棄的東西（機會成本）

會計成本=勞務與資本

經濟成本=勞務與資本的機會成本。

由於人們面臨著交替關係，所以，作出決策就要比較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的成本與收益。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某種行動的成本並不像乍看時那麼明顯。

例如，考慮是否上大學的決策。收益是使知識豐富和一生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但成本是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你會想到把你用於學費、書籍、住房和伙食的錢加總起來。但這種總和並不真正地代表你上一年大學所放棄的東西。

這個答案的第一個問題是，它包括的某些東西並不是上大學的真正成本。即使你離開了學校，你也需要有睡覺的地方，要吃東西。只有在大學的住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貴時，貴的這一部分才是上學的成本。實際上，大學的住宿與伙食費可能還低於你自己生活時所支付的房租與食物費用。在這種情況下，住宿與伙食費的節省是上大學的收益。

這種成本計算的第二個問題是，它忽略了上大學最大的成本——你的時間。當你把一年的時間用於聽課、讀書和寫文章時，你就不能把這段時間用於工作。對大多數學生而言，為上學而放棄的工資是他們受教育的最大單項成本。

一種東西的機會成本是為了得到這種東西所放棄的東西。當作出任何一項決策，例如，是否上大學時，決策者應該認識到伴隨每一種可能的行動而來的機會成本。實際上，決策者通常是知道這一點的。那些上大學年齡的運動員如果退學而從事職業運動就能賺幾百萬美元，他們深深認識到，他們上大學的機會成本極高。他們往往如此決定：不值得花費這種成本來獲得上大學的收益。這一點兒也不奇怪。

原理三：理性人考慮邊際量

常見應用：比較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來改善經濟效益。例子：航空公司對等退票的顧客收取多高的價格。

生活中的許多決策涉及到對現有行動計畫進行微小的增量調整。經濟學家把這些調整稱為邊際變動。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可以通過考慮邊際量來作出最優決策。

例如，假設一位朋友請教你，他應該在學校上多少年學。如果你給他用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的生活方式與一個沒有上完小學的人進行比較，他會抱怨這種比較無助於他的決策。你的朋友很可能已經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並要決定是否再多上一兩年學。為了作出這種決策，他需要知道，多上一年學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和所花費的額外成本。通過比較這種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他就可以評價多上一年學是否值得。

再舉一個考慮邊際量如何有助於作出決策的例子，考慮一個航空公司決定對等退票的乘客收取多高的價格。假設一架200個座位的飛機橫越國內飛行一次，航空公司的成本是10萬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0萬美元／200，即500美元。有人會得出結論：航空公司的票價決不應該低於500美元。

但航空公司可以通過考慮邊際量而增加利潤。假設一架飛機即將起飛時仍有10個空位。在登機口等退票的乘客願意支付300美元買一張票。航空公司應該賣給他票嗎？當然應該。如果飛機有空位，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雖然一位乘客飛行的平均成本是500美元，但邊際成本僅僅是這位額外的乘客將消費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汽水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錢大於邊際成本，賣給他機票就是有利可圖的。

正如這些例子說明的，個人和企業通過考慮邊際量將會作出更好的決策。只有一種行動的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一個理性決策者才會採取這項行動。

原理四：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

當改變政策外部環境 人也會相應調整自己的策略。

例子：汽車安全帶與汽車安全的政策，其直接影響是提高了車禍發生時車上人員的存活率，間接影響則是使得謹慎而慢速行駛收益減少，導致車禍發生頻率增加，結果車上人員死亡沒減少多少，行人死亡大大增加。

由於人們通過比較成本與收益作出決策，所以，當成本或收益變動時，人們的行為也會改變。這就是說，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例如，當蘋果的價格上升時，人們就決定多吃梨少吃蘋果，因為購買蘋果的成本高了。同時，蘋果園主決定雇傭更多工人並多摘蘋果，因為出售蘋果的收益也高了。

對設計公共政策的人來說，激勵在決定行為中的中心作用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往往改變了私人行動的成本或收益。當決策者未能考慮到行為如何由於政策的原因而變化時，他們的政策就會產生他們意想不到的效果。

舉個例子來說明這種不想要的效果，考慮一下有關安全帶和汽車安全的公共政策。在50年代有安全帶的汽車很少。現在所有的汽車都有安全帶，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公共政策。60年代後期，拉爾夫·納德爾（RalphNader）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引起公眾對汽車安全的關注。國會的反應是通過立法要求汽車公司生產包括安全帶在內的各種安全設備，安全帶成為所有新汽車的標準設備。

安全帶的法律如何影響汽車安全呢？直接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由於所有汽車都有安全帶，更多的人系安全帶，重大車禍發生時存活的概率提高了。從這種意義上說，安全帶拯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安全帶對安全的這種直接影響正是國會要求有安全帶時的動機。

但是，要完全瞭解這個法律的影響就必須認識到，人們由於他們所面臨的激勵而改變了自己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的行為是駕駛員開車時的速度和謹慎程度。緩慢而謹慎地開車是有代價的，因為這要耗費駕駛員的時間和精力。當決定謹慎開車的程度時，理性人要比較謹慎開車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當提高安全程度的收益高時，他們就會更慢、更謹慎地開車。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在道路有冰時會比道路乾淨時更緩慢而謹慎地開車。

現在來考慮安全帶法律如何改變了一個理性駕駛員的成本一收益計算。安全帶降低了駕駛員的車禍代價，因為它們減少了傷亡的概率。因此，安全帶法律減少了緩慢而謹慎地開車的收益。人們對安全帶的反應和對道路狀況改善的反應一樣——更快更放肆地開車。這樣，安全帶法律最終的結果是更多的車禍次數。

這個法律如何影響開車死亡的人數呢？系安全帶的駕駛員在任何一次車禍中存活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們更可能發現他們的車禍更多了。淨效應是不確定的。此外，安全開車程度的下降對行人（以及沒有系安全帶的駕駛員）顯然有不利的影響。他們會由於這一法律而有危險，因為他們很可能發現自己遇上了車禍而又沒有安全帶的保護。因此，安全帶的法律傾向于增加行人死亡的數量。

乍一看，這種關於激勵與安全帶的討論似乎是毫無根據的猜測。但是，經濟學家薩姆·佩茲曼（Sam Peltzman）在 197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明了，實際上汽車安全法有許多這類意想不到的影響。根據佩茲曼的證據，這些法律減少了每次車禍的死亡人數而增加了車禍的次數。淨結果是駕駛員死亡人數變動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數增加了。

佩茲曼對汽車安全的分析僅僅舉出了人們對激勵作出反應的一般原理的一個例子。經濟學家研究的許多激勵要比汽車安全法的激勵更為直接。例如，沒有一個人對向蘋果徵稅會引起人們少買蘋果感到驚訝。然而，正如安全帶的例子所說明的，政策有時也會有事先並不明顯的影響。在分析任何一種政策時，不僅應該考慮直接影響，而且還應該考慮激勵發生作用的間接影響。如果政策改變了激勵，它就將使人們改變自己的行為。

人們如何相互交易

原理五： 貿易使每個人的經濟狀況變好

比較優勢的原理使得每個人從事相對優勢的行業，互相貿易比自給自足要情況好轉。

前四個原理討論了個人如何作出決策。在我們人生的旅途中，我們的許多決策不僅影響我們自己，而且還影響其他人。以下三個原理是關於人們如何互相交易的。

例子：稅收等減少貿易的政策會導致無謂損失的產生。

也許你在新聞中聽到過，在世界經濟中日本人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在某些方面，這是真的，因為美國和日本企業生產許多相同的產品。福特公司和豐田公司在汽車市場上爭奪同樣的顧客。康柏公司和東芝公司在個人電腦市場上爭奪同樣的顧客。

但在思考國家之間的競爭時，這種想法很容易成為誤導。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並不像體育比賽一樣，一方贏而另一方輸。實際上，事實正好相反：兩國之間的貿易可以使每個國家的狀況都變得更好。

為了說明原因，我們考慮貿易如何影響你的家庭。當你的一個家庭成員找工作時要與也在找工作的其他家庭成員競爭。當各個家庭購物時，他們也相互競爭，因為每個家庭都想以最低的價格購買最好的東西。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經濟中每個家庭都與所有其他家庭競爭。

儘管有這種競爭，但把你的家庭與所有其他家庭隔絕開來並不會過得更好。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的家庭就必須自己種糧食，自己做衣服，蓋自己住的房子。顯然，你的家庭在與其他家庭交易的能力中受益匪淺。無論是在耕種。做衣服或蓋房子方面，貿易使每個人可以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通過與其他人交易，人們可以按較低的價格買到各種各樣的物品與勞務。

國家和家庭一樣也從相互交易的能力中獲益。貿易使各國可以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並享有很多的各種各樣物品與勞務。日本人和法國人、埃及人與巴西人一樣，既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又是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夥伴。

原理六：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式

市場經濟：當許多企業和家庭在物品和勞務市場上相互貿易時，通過他們的分散決策來配置資源的經濟。通過看不見的手來指引經濟的工具-價格。

當政府阻止價格自發調節市場資源的時候，他就限制了看不見的手的協調組織能力。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稅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稅收扭曲了價格，扭曲了企業與家庭的決策。

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可能是本世紀後半期世界上最重要的變化。共產主義國家運行的前提是，政府的中央計畫者能在最正確的位置上指導經濟活動。這些計畫者決定生產什麼物品與提供何種勞務，生產多少，以及誰來生產和消費這些物品與勞務。支撐中央計畫的理論是，只有政府才能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福利的方式組織經濟活動。

現在大部分曾經是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已經放棄了這種制度，並努力發展市場經濟。在一個市場經濟中，中央計畫者的決策被千百萬企業和家庭的決策所取代。企業決定雇傭誰和生產什麼。家庭決定為哪家企業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入買什麼。這些企業和家庭在市場上相互交易，價格和個人利益引導著他們的決策。

乍一看，市場經濟的成功是一個謎。千百萬利己的家庭和企業分散作出決策似乎會引起混亂。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已經證明，市場經濟在以一種促進普遍經濟福利的方式組織經濟活動方面非常成功。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他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沖提出了全部經濟學中最有名的觀察結果：家庭和企業在市場上相互交易，他們仿佛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市場結果。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釋這只看不見的手如何施展它的魔力。當你學習經濟學時，你將會知道，價格就是看不見的手用來指引經濟活動的工具。價格既反映了一種物品的社會價值，也反映了生產該物品的社會成本。由於家庭和企業在決定購買什麼和出賣什麼時關注價格，所以，他們就不知不覺地考慮到了他們行動的社會收益與成本。結果，價格指引這些個別決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實現了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結果。

關於看不見的手在指引經濟活動中的技巧有一個重要推論：當政府阻止價格根據供求自發地調整時，它就限制了看不見的手協調組成經濟的千百萬家庭和企業的能力。這個推論解釋了為什麼稅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稅收扭曲了價格，從而扭曲了家庭和企業的決策。這個推論還解釋了租金控制這類直接控制價格的政策所引起的更大傷害。而且，這個推論也解釋了共產主義的失敗。在共產主義國家中，價格不是在市場上決定的，而是由中央計畫者指定。這些計畫者缺乏那種在價格對市場力量自由地作出反應時反映在價格中的資訊。中央計畫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在管理經濟時把市場上那只看不見的手縛起來了。

原理七：政府有時候可以改善市場結果

市場失靈:市場本身不能有效的配置資源的情況。

市場失靈的情況：外部性、市場勢力

雖然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但這個規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政府干預經濟的原因有兩類：促進效率和促進平等。這就是說，大多數政策的目標不是把經濟蛋糕做大，就是改變蛋糕的分割。

看不見的手通常會使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有時看不見的手不起作用。經濟學家用市場失靈這個詞來指市場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情況。

市場失靈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外部性。外部性是一個人的行動對旁觀者福利的影響。污染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一家化工廠並不承擔它排放煙塵的全部成本，它就會大量排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可以通過環境保護來增加經濟福利。

市場失靈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市場勢力。市場勢力是指一個人（或一小群人）不適當地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例如，假設鎮裡的每個人都需要水，但只有一口井。這口井的所有者對水的銷售就有市場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一個壟斷者。這口井的所有者並不受殘酷競爭的限制，而正常情況下看不見的手正是以這種競爭來制約個人的私利。你將會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規定壟斷者收取的價格有可能提高經濟效率。

看不見的手也不能確保公平地分配經濟成果。市場經濟根據人們生產其他人願意買的東西的能力來給予報酬。世界上最優秀的籃球運動員賺的錢比世界上最優秀的棋手多，只是因為人們願意為看籃球比賽比看象棋比賽付更多的錢。看不見的手並沒有保證每個人都有充足的食品，體面的衣服和充分的醫療保健。許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稅和福利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更平等的經濟福利分配。

我們說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並不意味著它總能這樣。公共政策並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極不完善的政治程式制定的。有時所設計的政策只是為廠有利於政治上有權勢的人。有時政策由動機良好但資訊不充分的領導人制定。學習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就是説明你判斷，什麼時候一項政府政策適用於促進效率與公正，而什麼時候不行。

整體經濟如何運行

原理八：一國的生活水準取決於他生產商品與勞務的能力

幾乎所有生活水準的變動都可歸因於生產力的變化。

我們從討論個人如何作出決策開始，然後考察人們如何相互交易。所有這些決策和相互交易共同組成了“經濟”。後三個原理涉及到整體經濟的運行。

世界各國生活水準的差別是驚人的。1993年，平均美國人的收入為2．5萬美元。同一年，平均墨西哥人的收入為7000美元，而平均尼日利亞人的收入為1500美元。毫不奇怪，這種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別反映在生活品質的各種衡量指標上。高收入國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國家的公民擁有更多電視機、更多汽車、更好的營養、更好的醫療保健，以及更長的預期壽命。

隨著時間推移，生活水準的變化也很大。在美國，從歷史上看，收入的增長每年為2％左右（根據生活費用變動進行調整之後）。按這個比率，平均收入每35年翻一番。在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甚至更快。例如，在日本，近20年間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而韓國在近10年間平均收入翻了一番。

用什麼來解釋各國和不同時期中生活水準的巨大差別呢？答案之簡單出人意料之外。幾乎所有生活水準的變動都可以歸因於各國生產率的差別——這就是一個工人一小時所生產的物品與勞務量的差別。在那些每單位時間工人能生產大量物品與勞務的國家，大多數人享有高生活水準；在那些工人生產率低的國家，大多數人必須忍受貧困的生活。同樣，一國的生產率增長率決定了平均收入增長率。

生產率和生活水準之間的基本關係是簡單的，但它的意義是深遠的。如果生產率是生活水準的首要決定因素，那麼，其他解釋的重要性就應該是次要的。例如，有人想把上個世紀美國工人生活水準的提高歸功於工會或最低工資法。但美國工人的真正英雄行為是他們提高了生產率。另一個例子是，一些評論家聲稱，美國近年來收入增長放慢是由於日本和其他國家日益激烈的競爭。但真正的敵人不是來自國外的競爭，而是美國生產率增長的放慢。

生產率與生活水準之間的關係對公共政策也有深遠的含義。在考慮任何一項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準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我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為了提高生活水準，決策者需要通過讓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最好技術的機會o

例如，過去10年間美國許多爭論集中在政府的預算赤字上——政府的支出超過了政府收入。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對預算赤字的關注主要根一據它對生產率的不利影響。當政府需要為預算赤字籌資時，它就要在金融市場上借錢，這就像學生要借錢為上大學籌資，或者企業要借錢為新工廠籌資一樣。因此，當政府借錢為赤字籌資時，就減少了其他借款者所能得到的資金量。這樣，預算赤字就減少了人力資本（學生的教育）和物質資本（企業的工廠）的投資。由於現在的低投資意味著未來的低生產率，因此，一般認為預算赤字抑制了生活水準的增長。

原理九：政府發行了過多貨幣時物價上升-通貨膨脹

1921年1月，德國一份日報價格為0.3馬克。不到兩年之後，1922年11月，一份同樣的報紙價格為7000萬馬克。經濟中所有其他價格都以類似的程度上升。這個事件是歷史上最驚人的通貨膨脹的例子，通貨膨脹是經濟中物價總水準的上升。

雖然美國從未經歷過接近於德國20世紀20年代的情況，但通貨膨脹有時也成為一個經濟問題。例如，70年代期間，物價總水準翻了一番還多，傑拉德·福特（Derald Ford）總統稱通貨膨脹是“公眾的頭號敵人”。與此相比，在90年代，通貨膨脹是每年3％左右；按這個比率，物價20多年才翻一番。由於高通貨膨脹給社會帶來了各種代價，所以世界各國都把保持低通貨膨脹作為經濟政策的一個目標。

什麼引起了通貨膨脹？在大多數嚴重或持續的通貨膨脹情況下，罪魁禍首結果總是相同的：貨幣量的增長。當一個政府創造了大量本國貨幣時，貨幣的價值下降了。在20年代初的德國，當物價平均每月上升3倍時，貨幣量每月也增加了3倍。美國的情況雖然沒有這麼嚴重，但美國經濟史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與貨幣量的迅速增長是相關的，而90年代的低通貨膨脹與貨幣量的緩慢增長也是相關的。

原理十：社會面臨著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短期選擇關係

菲力浦斯曲線產生原因：某些價格調整緩慢。價格變化具有粘性，當政府減少貨幣發行量時，價格不會馬上變化，但人們支出數量減少，引起商品和勞務的銷售量變化，造成失業。

如果通貨膨脹這麼容易解釋，為什麼決策者有時卻在使經濟免受通貨膨脹之苦上遇到麻煩呢？一個原因是人們通常認為降低通貨膨脹會引起失業暫時增加。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這種交替關係被稱為菲力浦斯曲線，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第一個研究了這種關係的經濟學家而命名的。

在經濟學家中菲力浦斯曲線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大多數經濟學家現在接受了這樣一種思想：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存在短期交替關係。根據普遍的解釋，這種交替關係的產生是由於某些價格調整緩慢。例如，假定政府減少了經濟中的貨幣量。在長期中，這種政策變動的惟一後果是物價總水準將下降。但並不是所有的價格都將立即作出調整。在所有企業都印發新目錄，所有工會都作出工資讓步，以及所有餐館都印了新功能表之前需要幾年時間。這就是說，可以認為價格在短期中是粘性的。

由於價格是粘性的，各種政府政策都具有不同於長期效應的短期效應。例如，當政府減少貨幣量時，它就減少了人們支出的數量。較低的支出與居高不下的價格結合在一起就減少了企業銷售的物品與勞務量。銷售量減少又引起企業解雇工人。因此，對價格的變動作出完全的調整之前，貨幣量減少就暫時增加了失業。

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交替關係只是暫時的，但可以持續數年之久。因此，菲力浦斯曲線對理解經濟中的許多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決策者在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時可以利用這種交替關係。短期中決策者可以通過改變政府支出量、稅收量和發行的貨幣量來影響經濟所經歷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的結合。由於這些貨幣與財政政策工具具有如此大的潛在力量，所以，決策者應該如何運用這些工具來控制經濟，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作者｜曼昆(美)

來源｜經濟學原理(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