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于光遠：我的9個學習方法

經濟學家于光遠：我的9個學習方法

文章來源： 喜歡就點一一 MBA     

什麼是治學,什麼是學者和學者應具備的特殊素質。治學態度的第一條是獨立思考,決不盲從,只服從真理;治學態度的基本點是求真;為了求真,切莫文過飾非,要務實,要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異化。方法是什麼,堅持嚴格的科學態度是根本方法,掌握以下方法,做個不斷追求的人。

1、從不浪費自己的時間

一個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能夠有效的工作的時間更短,而應該研究和自己喜歡研究的問題卻很多很多。過去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損失了許許多多的時間,今後決不浪費自己的時間,這一點要自己來把握。我覺得即使現在沒有像過去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在那樣的情況下時間即生命的損失是不可抗拒的),還是可能浪費自己的時間。這要自己下決心,並且學會一些本事,避免或者減少浪費。

“我決不浪費時間”這是尼采的話,我引尼采的這句話,就是我最怕人浪費我的時間。聽報告,這報告的題目我很想聽。從你報告的內容來說半小時就足夠了,可是報告人講了3小時,我坐在那裡不聽不行,聽不出多少內容,浪費了我的時間,我就不聽。不聽,我腦子開小差,做副業。

2、心中要有許許多多問號

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寫到,“問號”在懶漢那裡,只是迷茫,只是絆腳石;而在勤於思索的人那裡,就如巴爾扎克所說,是“開啟任何一門科學的鑰匙”。我接著寫道:“問號的形象,是鉤子。有這種鉤子,也就有可能鉤到知識的答案。否則,即使幾度進人知識寶庫,也會空手而回。”完全由問題也可能寫成好文,屈原的《天問》不就是嗎?關於問號的形象是鉤子,這是我的“偉大發現”,這個發現幫助我能夠比較生動地講心中要有多一些問號,有可能“鉤到”答案。

到底問號為什麼會寫成這樣,我並沒有想去研究。可是因為我說過那樣的話,回來我就真的看到問號為什麼寫成這樣子的小文章。這篇文章從西班牙的出版物中問句前面有問號、後面有問號說起(前後兩個問號的做法,猶如普通引文前後都有引號相似。我1983年去過西班牙,在那裡翻過西班牙的書,看到那時的情況還是這樣。我不知道現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變了。)講問號的歷史原來開始是用拉丁文寫一個問號,questo,後來改用一個Q,漫漫這個Q就簡化成現在問號的形象。

“鉤到的”這個比喻,我還進一步發揮,知識鉤到之後,就可以掛到衣櫃裡去,分類掛起來,這個掛在這,這個掛在那,我穿西裝,穿夾克衫,拿起來,知識用起來就方便了。這裡我想說一句我過去說過的話“做研究學問的有心人”。這種有心人,就是對許多事情心裡有問號的人,就是對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

3、當敬一事師、一理師

有一個人他告訴你一件事,使你增加了知識。或者一個人他對你講清楚一個道理,使你提高了自己的認識。這樣的人,我認為應該看作你的老師,老師不就是做了這種事情的人嗎?

我還認為應該像對待老師那樣地敬重他。這樣的人,可以稱作“一字師”,“一事師”。這樣的人,他們做的事情雖然少,關係不固定,但是人數很多。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此處的“師”乃“一事師’,“一理師”。

4、學成於勤

韓愈有句名言:“業精於勤毀於惰”。他說的“業”是“專業”,我這裡說的“業”是“事業”。我提倡做學問的人要勤快。我這個人,儘管有人對我有這種那種意見,但沒有人講我於光遠懶惰。我可以舉這樣的例子:1991年我得了癌症,在接受外科手術全身麻醉醒來之後只有40小時,我就口授一篇短文,請特別護理我的護士記錄下來,在《服務科技》上發表。在手術後的化療中我感染了肝炎,醫生要求臥床,我口述我本人20歲前的長篇經歷,也出了書。　　我有八個字“無時不思,無日不寫”。關於這八個字,我的《碎思錄》中有一篇文章有下面一段話:“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習慣。人各有特點,我的特點就是思考和寫作。我感到世界上總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值得去思考,思考了總想留個記錄,就去寫。養成了這個習慣。自己體會到,這種思和寫有助於自己對世界認識的深入。”

我腦勤,不斷想問題;眼勤,經常看書刊;筆勤,經常寫;腿勤,經常出門。勤快就是投人勞動比較多。古希臘人認為勞動是野蠻的,有損于人的智力,會使人獸化。我們的觀點是勞動是光榮的,而且是一種愉快的活動—至少要使它成為一種愉快的活動。勞動中的艱苦一定要換來愉快,如果得不到愉快我是不幹的。

5、學問一是坐出來的,二是走出來的

過去學者很自豪的說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因此學問大。我把它改一下,說自己的學問有兩種來源,一是坐出來的,二是走出來的。一個人坐著也可以做學問。書(廣義的書包括電腦電視等)通常是坐著或者靠在椅子沙發上看,當然還有坐在車上、船上、飛機上看(現代人坐在交通工具裡的時間很多)。我認識一位元叫士光敏夫的知名企業家,20年前,那時他已經八十來歲。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飛機上,他對我講,他跟日本年輕的企業家還能競爭,靠什麼?靠兩條,第一條是他在飛機上能工作;第二條是他下飛機後沒有夜生活。

我在飛機上一直可以工作,可以看東西,寫東西。1957年我到莫斯科去,在飛機上,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國內的同事,我的字寫得亂七八糟,同志們看了說,哎呀,這是“天書”,天上來的書信。坐著看還有一個“馬上”,長征路上毛澤東騎在馬背上讀書、吟詩、填詞。“馬上”還有一個涵義是如廁即坐在馬桶寫東西看書,這倒是幾乎天天做的事情。還有一個“枕上”看書和刊物,也是我天天做到事,坐著不只是看書,還包括記筆記、寫文章、開會、談話等等,都可以增加學問。反正只要不離開當地就屬於“坐出來”的範圍。

“走出來”就是到外面去看。現在我只能做輪椅走了,“於光遠坐輪椅走天下”。去年走了二十多個城市,今年也會有幾十個。我準備在“於光遠網站”拍賣《於光遠坐輪椅走天下》影集,現在這樣的照片大約二三百張。

6、治學也要現代化

我在這裡講的“要現代化”,還不是研究內容的現代化。我認為從整個學術界來說,研究的內容應該現代化,我有一個“社會研究課題的五層次說”,其中第一個層次就是研究我們的時代,使我們能夠最充分適應我們的時代,這只是一個大的治學方針。現在我講的是治學也要運用現代化的技術。

1999年前,我聽說許多朋友紛紛換筆、上網。我以年老遲鈍為藉口,自暴自棄,我是個“殘廢”,在食指和與食指相連的手背上,開過好多好多刀,這個手指就不能彎了,因此我就不能抓滑鼠。

直到1999年7月,考慮到新世紀即將來臨,才宣佈“我要現代化了”。過了一年我決心換筆,一隻手抓住移動滑鼠,另一隻撼滑鼠左側和打鍵盤。直到現在我是這樣用電腦寫文章、寫信,好幾本書我就這樣在電腦上“寫出來了”。2001年7月我生日那天,我開通“於光遠網站”,對我的治學能起很好的作用。

7、考慮選題的經濟學

有一年我在山東東營,說:如果要在對長江三角洲的研究和對黃河三角洲的研究間選擇其一,我寧肯多做對黃河三角洲的研究,理由是對黃河三角洲研究的人比較少。研究容易受到重視。最近我寫了一篇《眾口爭說WTO》,稿子寫好之後,《北京日報》向我約稿就給了他們(編輯部把文章的題目改成《英特納雄內爾和全球化》我認為改得不錯)。這表明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眾口爭說的產物,那就不是按照“物以稀為貴”的原則選的題目。　　總的來說,選題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寫出來的文章一般要求及時刊出,看到的人比較多。“資訊經濟”就講求爭奪眼球。從研究領域來說也有選擇問題。經濟學方面的文章,我當然要寫。可是經濟學家太多了,物以稀為貴,就是被稱為著名經濟學家的也不少。而且叫著名的經濟學家在一定意義下就是還不那麼著名,真著名了就用不著叫他什麼著名經濟學家,因此還是叫我教育學家讓我高興。

8、研究成果不妨先寫隨筆發表

科學研究成果通常以議論的形式發表。在長期科學研究的實踐中。論文已形成某種格式,要求確切地表述研究後作出的結論,寫清楚自己的諸論點和它們的有力根據。論據的力量在於資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嚴格邏輯的要求。這在自然科學中更加重規。但是寫成這樣的論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覺得可以先寫成隨筆發表。自然科學家一般不願意這樣做,自然科學方面的學報原則也不登隨筆,它不是論文,就沒有論文的地位,也不享有論文的權利。你可以從早發表得到很大好處。

9、溫故求新

中國有一句老話“溫故知新”。這話我贊成,有一回我在上海,住在衡山賓館。一天去嘉定開會。會後回衡山時有兩個青年搭我坐的便車到市內。路上走的時間很長。一路上我給他們講了許許多多的故事。